蓬佩奥就粮食援助问题指责中国赵立坚世界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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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新网北京10月15日电(李京泽)针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中国粮食援助问题的指责,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5日在例行记者会上通过列举数据予以驳斥。他强调,对别国甩锅推责无法掩盖自身抗疫不力的事实。大搞单边主义、毁约、退群对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的破坏更是有目共睹。“世界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,国际社会自有公论。”

有记者提问,据报道,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14日记者会上称,美向世界粮食计划署提供了大量预算,美人道主义领导力活跃且良好,与中国对全球食不果腹者的作为形成鲜明对比。中方对此有何回应?

1926年7月,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,刘谦初毅然投笔从戎,赴广州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,踏上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。在十一军政治部刊物《血路》周刊创刊号上,刘谦初发表《“二七”四周年纪念告革命的民众》一文,他号召广大工人阶级:我们要更加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压迫,使中国民众早登自由平等之城。

周恩来得知刘谦初被捕的消息,沉痛地说:“谦初是党的好干部,他像猛虎关入囚笼,无法施展威力,这是党的损失,应当通知互救会,继续想办法营救。”刘谦初不幸牺牲后,上海党中央机关在周恩来的主持下,为刘谦初等烈士召开了秘密追悼会。周恩来怀着沉痛的心情号召大家:“谦初的斗争意志很坚强,值得同志们学习!”1938年7月,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接见他的遗属张文秋时说:“刘谦初我是知道的,他是一个好同志,可惜牺牲得太早了。”并认刘谦初的女儿刘思齐为干女儿。1946年,从国民党监狱获救的刘思齐回到延安,和从苏联回国的毛岸英相识相爱,并在毛泽东的主持下,于开国大典之后成婚,成为一段佳话。

“向别国甩锅推责无法掩盖自身抗疫不力的事实。大搞单边主义、毁约、退群对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的破坏更是有目共睹。在这些问题上,世界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,国际社会自有公论。”赵立坚强调。(完)

作为工行的企业大学,工银大学自2015年成立以来,一直秉持“开放、多元、融合、共赢”的原则,先后实施了一系列培训项目,与社会共享优质教育成果,为不同社会群体提供服务。“星火学堂”是继“澳门青年金融人才培训学院”和“新星学院”之后,工银大学建立的又一特色学院。其中,“澳门青年金融人才培训学院”和“新星学院”主要面向境内外高校学生,“星火学堂”主要服务于中小学生,实现了对各阶段学生服务的全覆盖。

赵立坚介绍,2016年以来,中国政府共向计划署提供逾1.55亿美元捐款,双方共签署16份紧急粮食援助捐赠协议,为750多万人口提供紧急粮食援助。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,中方积极响应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倡议,回应相关国家请求,向受到疫情和蝗灾影响的有关国家,提供技术支持和物资援助,并向十多个国家提供紧急粮食援助。同时,支持中国企业与粮食计划署合作在华设立临时仓库,迄已向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运送大量抗疫物资。

赵立坚指出,粮食安全事关人类生存之本,也是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内容。我们呼吁各国加强合作,共同推动实现包括粮食安全在内的可持续发展目标。发达国家应按时足额履行官方发展援助义务,为发展中国家创造开放包容的发展环境,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帮助。作为发展中国家,中方将继续同世界粮食计划署等各方一道,携手维护全球粮食安全,共同创造一个无饥饿、无贫困的世界。

赵立坚表示,首先,我要对蓬佩奥言论中对于中国的无端指责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。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负责任大国,中国长期同世界粮食计划署保持良好合作,积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计划署提供资金,支持其开展人道主义援助,提升全球粮食安全水平。

据介绍,“星火学堂”成立以后,将发挥工行专业优势,开发适合不同年龄段中小学生需要的金融知识学习资源,建设涵盖“金融常识、金融理论、金融安全、财富观念、财富管理”五个维度的课程体系。将金融知识融入学校学习,帮助青少年增强风险意识,培养契约精神,树立正确的消费观、信用观、理财观。依托工行经营网点,建立“网点+教育”特色服务场景,开展丰富的学生实践活动。遴选业务专家和志愿者,组成多元化的讲师队伍,对青少年进行授课和辅导。同时,还将为工行定点扶贫的四川南江、通江、万源、金阳县市中小学开展金融财商教育,加强教育扶贫,支持乡村振兴。

中国教育学会和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负责人表示,希望加强与“工银大学星火学堂”的公益合作,共同助力国民金融素养的提升。

视党为最崇高可敬的母亲

艰苦斗争的地下工作者

在福建革命严重受挫之际,1927年10月,刘谦初临危受命到福建漳州从事党组织的恢复整顿和发展工作。次年8月,在福建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,当选中共福建省委书记。处于革命低潮的福建,物质条件相当困难。吃穿用度极其简陋,吃糙米饭,有时三餐也难以保证,在寒冷冬日仅凭破衣御寒。就是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,刘谦初和战友们夜以继日地从事党组织的恢复、发展工作。他还非常注重党员的政治理论学习,尽可能通过座谈会、训练班等形式组织党员学习,主持创办福建省委机关刊物《烈火》,指导福建党的工作的开展。

刘谦初从小就立下“掌灯苦读为黎民”的远大志向。求学期间就读的知务中学、齐鲁大学、燕京大学均是教会学校,他却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战士。五四运动爆发后,在齐鲁大学读预科的他积极宣传进步思想,被反动当局勒令退学。1922年进入燕京大学学习,与李大钊领导的学生组织建立了秘密联系,为中共地下党组织工作。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,刘谦初作为燕大学生运动的主要负责人,首倡成立燕大沪案后援会,号召师生“凡有血性者当奋起救国”,声援上海的工人运动。

1929年2月,刘谦初根据中央指示,化名“黄伯襄”,以齐鲁大学代课教员的身份为掩护,赴山东执行恢复党组织、筹建省委等任务。4月份,新的山东省委成立,刘谦初任省委书记兼宣传部部长。白色恐怖之下,刘谦初常常冒着生命危险,来往于济南、淄博、青岛等地,深入群众指导工农运动,帮助建立基层党组织,使山东党组织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。1929年6月,他领导了著名的胶济铁路总同盟大罢工。由于叛徒出卖,新的省委又遭严重破坏,刘谦初和妻子张文秋先后被捕。

1927年1月,刘谦初加入中国共产党,找到了理想的指路明灯。在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开学典礼上,他聆听了毛泽东所作的关于农民运动的报告。之后,偕妻子张文秋拜访了毛泽东,深入探讨工农联合的问题,更加明确了革命的方向。

在狱中,面对敌人的利诱和严刑拷打,刘谦初坚贞不屈,对党的机密守口如瓶,忠诚捍卫党的利益,他还写诗鼓励妻子:“无事不必苦与愁,应把真理细探求。只要武器握在手,可把细水变洪流。”在狱中,刘谦初从未停止对敌斗争,带领大家成立狱中党支部,和邓恩铭等共产党员一起积极、谨慎地开展大量的秘密工作。组织狱中同志学习马列著作,把“监狱当学校,法庭变讲坛”。1931年4月5日凌晨,刘谦初与邓恩铭等22名共产党员英勇就义,刘谦初给妻子留下一封题为《爱护母亲!孝敬母亲!听母亲的话!》的告别遗书,将党视为最为崇高可敬的母亲,而把自己看作党的忠实儿子。